根子上就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政府没钱

三里河（ID:Sanlihe1）授权转载

美籍华裔作家朱贲兰去年出了本书，讲她把混血儿子送到中国幼儿园的故事。书里提到她儿子进上海宋庆龄幼儿园的经过，说这家幼儿园很难进，能入园的非富即贵，家长要么高干子弟，要么企业家，她本来想凭自己ABC的身份申请，没想到因为长着一张中国脸，连门卫那关都没过去。

朱贲兰其实是有身份的，她的叔公是曾经的上海市市长，后来的国务院总理，但她不想动用家里的关系，结果就吃了一鼻子灰。后来是她的丈夫用一张老外脸，轻轻松松搞定了儿子的入园难题。 

像这样，需要靠走关系、动用特殊地位、特殊权力或者要付出好几倍没有明码标价的价钱才能获得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前凭票供应的年代很常见，冰箱彩电缝纫机、暖壶手表自行车，甚至高级点心、高级时装都有过这种待遇，但随着这些商品或服务的“产业化”，特殊待遇很快就消失了。 

为什么，同样经过了近20年产业化的教育，到今天却还能享受这种待遇？ 

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显示，教育费用超过养老和住房，在居民总消费中排第一，而前一年国家审计局对50个县基础教育的审计调查报告则显示，从2001年到2003年10月，4亿多违规收费中，来自政府部门的违规收费将近2.5亿——正是那些不该被“产业化”的公立名校，成了掏空老百姓钱包的超级提款机，正是主管教育的部门，成为了乱收费的主体。

同时，曾经引以为傲的“县一中现象”在最近十年迅速褪色，逐渐让位于省城超级中学和高质量的民办高中。

人人喊打的教育产业化，尽管从结果上看的确加剧了教育不公，不过它本身其实并不是教育不公的原因，而同样是教育不公的产物之一。

上周发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去年传出过“虐童”丑闻的红黄蓝幼儿园股价暴跌。A股和中概股教育板块全线重挫。但是实际上，民办教育并不是只有这些收费昂贵的，面向一线城市中产阶级的上市公司，还有大量的小规模民办教育在经营。

根据今年财新的报道，周口市大力推动土地卫片执法和“两违”土地整改，40所民办小学和幼儿园遭到强拆，投资千万的民营幼儿园老板表示，

我一直在跟乡里领导说，我们可以捐给政府，有偿也好，无偿也好，作为公办幼儿园也好，做敬老院、公益活动中心都可以。完全比拆了更有意义。但是没有人理会这些。

教育产业化的初衷，并不完全是受什么泛市场思潮误导，而是跟医疗产业化、养老金统筹改革一样，根子上就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政府没钱。

《社会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的作者杨东平之前解释这个问题时说：中国“教育产业化”的迷雾在于，它不是通过取消教育垄断和管制，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来满足需求，而是允许公立学校经营创收以弥补教育资源不足，即“宏观垄断，微观开放”。

公共领域缺钱是个常态问题，朱镕基当年谈到社会保障体系，就很直接的跟很多人诉过苦：我们目前还建立不起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钱啊。 

早年曾主管教育的李岚清，说他一上任就开始头疼，因为桌上摆着全国中小学教师被拖欠14个多亿的工资账单，后来为解决民办教师转正的问题，他费尽心思把讲述民办教师故事的电影《凤凰琴》拷贝给每个国务院领导，还附上一封亲笔信，嘱咐一定要看。

后来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总理被他追问电影看得怎么样，留下了“唉呀，我是一边看一边流泪啊”这句话，同时也批准了民办教师转正的方案。

因此早在1980年，中央就提出了国家不能完全承担小学教育经费，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通过厂矿企业、社队集体、群众自筹等方式进行；3年后，在《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问题的通知》中，也强调中央和地方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要求基层组织和农民集资办学。[page]

而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则明确提出了“调动各级政府、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采用多种形势和办法办学”。

到1992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中，更是明确把教育列入了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

可以说，从80年代开始，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探索就开始了，只不过90年代以后财政收入增加的越来越快，财政性教育经费却并没有随之增加，反而有恶化的趋势，这为后来的畸形教育产业化提供了土壤。

根据《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从1984年到1990年，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基本在2.5％上下浮动，1990年到1998年，反而再也没有超过2.2%，中间好几年甚至不到2.1%。 

跟自己比下滑，跟世界其他国家比更惨。94年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按照教育经费占政府总预算的比例排名，中国在151个国家中排149位，当时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公公教育经费与GDP的比重平均为5.2%，而我们将将2%，连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6%都没够上。 

事实上，83年就定下的新世纪初实现教育经费支出占GDP超过4%的目标，一直多等了12年，到2012年才实现。这还是在把教育提升到“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下才勉强完成的。

在一个严重供不应求，管制和垄断却没有松动的领域大推市场化，实际上是把垄断资源和管制的市场化，价格飞涨、分配不均加剧是必然的结果。 

98年向中央提出高校扩招的汤敏说：当时中国一年招一百万大学生，全部由财政支持，但财政很困难，只有这么多钱。而当时正逢亚洲金融危机，从上到下都在找内需突破口，从亚洲开发银行回国的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发现，中国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对教育的价格弹性敏感度不高，于是提了一个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消费点。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元。 

这个建议在98年11月通过特殊渠道递上去，到第二年6月，国家就宣布了启动扩招。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第一年扩招了47%，后面扩招规模越来越大，很快达到了原来的7倍，远远超过了汤敏原本的设想。

后来因为被称为“教育产业化”之父口诛笔伐，汤敏04年接受采访还为自己叫屈，说自己同时还建议了配套的贫困生补助和助学金，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他的话音刚落，2004年之后中国高校的助学贷款金额开始狂飙（如上图）。从每年30亿左右的规模迅速提升到100亿以上，近些年已经达到了接近300亿元的规模。教育部还公布过一个数据，十八大以来的6年间，全国共资助学生达到5.2亿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达到8864亿元。

所以今天，你已经很难听到2000年前后那种“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的新闻了。